[摘要] 有关李嘉诚旗下企业注册地变化的话题，在民间激起巨大的争议，官方对此虽然不会给出明确的结论，但一些说法应该可以被视为具有信号意义。
有关李嘉诚旗下企业注册地变化的话题，在民间激起巨大的争议，官方对此虽然不会给出明确的结论，但一些说法应该可以被视为具有信号意义。
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近强调，需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，并称将在电力、石油、天然气、铁路、民航、通信、军工等领域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。
这其中对于所谓的财富转移潮似乎具有隐性的暗示，即监管部门将不会通过“不让跑”的方式把财富留住，而是通过产权保护的方式，形成更好的财富生成机制。
问题的另一面是，只有保护合法财富，才能推进混改——没有一个胆战心惊的企业家敢把资金大规模地投入无法完全掌控、没有安全保障的企业。
一部分财富人士之所以想跑，从经济上看，不外乎两个原因，或者是国内缺乏生成新财富的能力，或者是财富不够安全。
国内有没有能力生成新的财富，能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，关键取决于改革的成败。
有的国家或地区正出现贫穷的代际传递，无论企业与劳动者如何努力，只能围绕着贫困的陷阱打转。奥巴马的母亲、美国人类学家邓纳姆在其穷尽一生所写的《逆境求生：印尼的乡村工业》一书中，提出资本是印尼农村工业中各个部门分层的根本原因，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差异。经济发展不起来并不是企业家精神的缺乏而是资本的缺乏，是政治经济而不是文化的原因。
必须打破这一可怕的内卷化结构。低收入人群如果持续得不到平等的机会，得不到资本，不仅可能使基层社会合理秩序崩溃，而且会让官商结合变本加厉成为官商勾结，使权贵企业可以得到更巨量的租金。试想一下，如果去除这些租金，很多权贵型大企业有多少能够真正盈利？
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标志是培育出体面的中等收入群体，而不是形成食利群体与赤贫群体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。
《别让李嘉诚跑了》的文章何以受到严厉抨击？杀气腾腾地威胁一个国际企业家，显然不是一个理智的办法。
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。如果要先培育出一个尾大不掉的群体，而后加以威胁，不如在制度设计时坚持底线原则，避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，同时更好地保护国民的合法财富。
李嘉诚之所以会受到大家的关注，是因为高收入人群的移民倾向愈演愈烈，而这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，既有环境状况堪忧、教育与医疗等资源得不到公平配置等原因，也存在着居民财富保障方面的担忧。从税收到土地都存在系列案例，这导致很多人的反应是惹不起躲得起。
只有消除财富人群的戒心，资金才能留住，企业家才能安心创造财富。在一次会议上，刘鹤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，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重大任务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。要认真贯彻落实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总体要求，着眼于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，进一步做“活”做“优”国有经济，实现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更好融合。
如果此次混改不被异化为上市圈钱，那么民资进入国企或者进入国企的项目，核心诉求是对民企管理权与财产权要有尊重，这样的尊重不是虚无缥缈的口号，而是诉诸法律，通过一个个案例树立起信心。只有相信法律的尊严与公平，混改才有基础。
中国当前问题的复杂性在于，初创时期的违法行为与企业家牵连不断，国企改革与权贵攫取资产时常伴生。清理企业初创时期的违法行为有多种解读，有时会被放大为对财产的剥夺。好的办法并非就此停止清理，而是在清理过程中以法律为重，让透明司法为财富保护划出一道宽阔的边界，而不是煽动民粹的暴戾之气，使违法的权贵戴上受害者的假面继续舞蹈。
对于中国而言，有底线的法治在财富与市场中的作用比什么都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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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几天，亚洲首富李嘉诚深陷舆论漩涡，关于他从大陆撤资的争论，仍然在唇枪舌剑地进行着。是正常的运作，还是道义的失守？是合法的进退，还是无奈的撤离？义愤填膺的道德审视、唱衰中国的负面猜测、恐慌情绪的传染效应……所有这些元素，使得李嘉诚的撤离变得十分敏感。
那么，如何看待李嘉诚“投资路线图”的转向？一些人选择从感性的角度来审视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大陆的优惠政策、开放环境、巨大市场，是他走到今天的重要基石；而这几年来，由于转方式、调结构，大陆经济增速主动回调，李嘉诚的选择就显得尤为扎眼。从普通人的朴素情感出发，好的时候同享福，遇到困难却不能共度难关，这在观感上确实让一些人觉得有点说不过去。
然而，看待一件事情不能仅仅停留于感性。即便是有种种“看法”，也只能停留于个人内心的几声嘀咕，却难以从公共层面进行“道德绑架”。毕竟，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而动，市场的规则就是遵守法治，只要在法治框架内，资本享有来去自由的权利 。李嘉诚到大陆赚钱，如果因为曾经给予优惠而主张“不宜想走就走”，即便在道德上有正当性，在道理上也说不通，更与法治精神相悖 。今天的大陆，政治清明、法治昌明、市场透明，当然有足够的底气接受任何资本的归去来兮。只是，如果缺少这样的大视野，激于义愤而情绪失控，甚至公开叫嚣“别让李嘉诚跑了”，就显得有点落后于时代的不自信了，也不利于企业家树立信心。
众所周知，北京长安街的东方广场，上海陆家嘴的东方汇经，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重镇的标志性建筑，都打上了李嘉诚的烙印，他的撤离，无论如何都可能被视为一个“标志性”的事件，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。说这不代表什么，肯定不现实，但如果对此做过度解读，甚至由此预测中国经济不行了，则显得有些夸大其词 。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超过12%，这么大的盘子、这么重的分量，一个商人的撤离能影响基本面吗？全球化时代，资本流动再正常不过，没必要对此风声鹤唳。
与一些人的恐慌情绪相反，中国官方对此表现得从容淡定、举重若轻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日前表示，“更多的外来投资对在中国投资信心逐步增强”，“我们现在推进的改革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”。斯人已去，难以挽留也不必挽留，市场经济本就是多元经济、流动经济，有人走、有人来，有人看跌、有人看涨。只要中国深入推进改革、坚定完成转型、保持市场活力，就不用担心李嘉诚之后没有资本进来。我们能做的，不是自降身份的挽留，更不是激于义愤的谩骂，而是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，让今天的离开成为明天的遗憾。
资本没有国界，但商人有祖国。相信包容开放的中国，会为更多商人留一份温情，不仅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来容纳他们，更会以超越金钱的胸怀来温暖他们 。如果仅仅把中国视为利益性市场，而不是战略性市场，一些人可能会选择离开。但时间将证明，大陆错过的可能只是一两个商人、一两家企业，而他们失去的，则将是与中国一起成长的整个时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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